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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想象與童年建構 ——評方衛平、趙霞著《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

來源:文藝報 | 李學斌  2019年06月17日09:10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兒童文學步入了波瀾壯闊的“藝術化”進程。而在經歷了十多年藝術砥礪之后,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兒童文學在“墊高”的藝術起點上迎來了自我美學建構的新機遇。進入新世紀以來,受經濟變革和文化轉型影響,原創兒童文學在美學觀念、藝術結構、表達方式等層面不斷自我塑造、優化調整,呈現了整體面貌、藝術格局、審美范式上的某種革新與蛻變。時至今日,中國兒童文學不僅在傳承新時期兒童文學文脈中顯露出某種“超越”之象,而且也借助翻譯、交流和批評等“文化場”的有力推動,已然在世界兒童文學藝術“平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留下了清朗的身影。毋寧說,這既是當代童年文化歷經變革與轉型后于童年書寫層面所抵達的藝術制高點,也是新時期兒童文學經由“審美化”浪潮和“本體化”探索后所締造的一方炫目景觀……上述思維框架、理論設定在方衛平、趙霞新近推出的論著《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中有著全方位的學術呈現。論著統攬近十余年間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文化環境與文學藝術演進軌跡,從中梳理、揭示和思考新世紀兒童文學在文化語境、藝術突破及理論批評三個層面所面臨的諸多具有鮮明時代性的文學議題,可謂視野高遠,意義不凡。而就內容而言,由“文化背景”而“文學現場”而“批評活動”的論述結構,則體現了“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理論建構的完整性與學理邏輯的縝密性。

上編“文化語境”,旨在梳理并考察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的基本文化語境,并結合語境分析,揭示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的文化動因與文化走向。基于上述立論,論者選取與新世紀兒童文學發展密切相關的當代童年文化、消費文化、商業文化、媒介文化議題,探討文化語境的變遷對于原創兒童文學發展的深刻影響,以及在新的文化語境下兒童文學的藝術選擇與創作、出版反思。其中,從童年文化視角展開的考察,旨在探尋新世紀以來本土童年觀和童年文化觀的重大變遷,以及這一變遷帶給本土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深遠影響。與童年文化以“觀念內因”影響兒童文學藝術發展不同,當代消費文化與新媒介文化對兒童文學的影響由外而內展開,其主要作為新世紀兒童文學發展基本環境要素,并與新世紀兒童文學的產生、傳播進程構成重大影響。話雖如此,但在著者看來,童年文化、消費文化和媒介文化三者并非互相孤立,而是彼此影響、交織、振蕩、互構。而對于這一文化網絡的綜合考察和深入解讀,是理解和思考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現狀與走向的基本前提。

中編“藝術軌跡”,則進入了對原創兒童文學審美問題的觀察和思考。論述中,作者首先回顧了新時期以來原創兒童文學的藝術探求軌跡,并在梳理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進程的基礎上,重點圍繞兒童小說、童話、圖畫書等核心文類,具體描述、呈現其當代藝術進程,并在文本解讀和藝術分析的框架下探討其審美傾向、形象內涵、文本結構、藝術表達等諸多層面的創作問題。與此同時,在針對這些問題的藝術考察中,對于作為一個文類的兒童文學及其各個文體的當下藝術癥結和未來走向展開“想象”式探究。實際上,在這部分內容中,著者除了總體現狀的描述外,更關注那些曾引發人們討論和爭鳴的文學現象、藝術問題,在結合相關代表性作品的分析中,表達了關于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狀況與問題的深入思考。

下編“批評與展望”是針對新世紀兒童文學及其理論發展走向的考察。這部分論述中,著者提出并論證了新世紀兒童文學發展亟待突破的三個重要藝術課題:一、童年精神問題;二、文化內涵問題;三、現實書寫問題。著者認為,在新世紀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發展的良好態勢下,有關兒童文學寫作的童年美學與文化視野的深入思考,對于實現原創兒童文學進一步的藝術突破有著根本性意義。與此同時,面對新世紀出版在童年生活中的各種“新現實”,如何依托兒童文學獨有的審美洞察力去發現、思考并書寫它們,也構成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本土藝術課題。本編結合對新世紀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現狀的觀察,提出了包括“重新發現中國兒童文學”在內的一系列本土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命題。

在《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一書中,上述研究內容的思維呈現和理論展開體現出以下特點:

宏闊的思維視野。論述對象的時間跨度上,以新世紀十多年為時間坐標探尋當代兒童文學發展歷史、展望中國兒童文學藝術未來,同時兼顧整個新時期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邏輯;論述對象的覆蓋范圍上,以中國兒童文學的現狀和發展為主,兼顧世界兒童文學的當代背景。前者表明,新世紀兒童文學不是孤立概念,而是整個新時期以來原創兒童文學藝術進程的一部分。這一時間界定讓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新世紀10年這40年當代兒童文學藝術接力和審美轉型過程,不僅映現了新時期兒童文學藝術理想的某種落實,而且也客觀展示了新世紀兒童文學“繁華”背后日益凸顯的生存語境與藝術表現問題。

至于后者,則體現了一種理論參照意識。伴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世界兒童文學的基本觀念和藝術基因,早已不可分離地融入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血脈中。這其中,既熔鑄著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朝向世界優秀兒童文學的不懈努力,也彌散著中國兒童文學在“藝術本體”和“經典化”層面上的期待與想象。

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考量,中國兒童文學如何走向世界,已成為關乎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藝術未來的重要命題。這里面既有作家、獎項與文化場之間的相互依存、彼此成就,更有來自翻譯、交流與批評的社會推動。在多重文化因素作用下,中國兒童文學唯有回歸“藝術本體”,其“走出去”,尋求與世界兒童文學藝術交匯,才有底氣,才能真正構建立足本土童年文化的現實路徑。

明晰的研究理路。在研究思路上,論著具有鮮明的“文化導向”。在當今世界兒童文學學術研究中,從“文化”視角探究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議題,已成為新的研究范式。基于此,不僅“童年觀和與此相關的童年文化,對一個時代兒童文學的藝術面貌及其文類發展起著關鍵性的推動與制衡的作用”,而且,“消費文化中兒童閱讀趣味的塑造和童年文化消費的興起,推動著當下兒童文學的市場化進程,進而影響和塑造著消費時代兒童文學的藝術新貌”,更有甚者,“媒介文化則從創作空間、傳播載體和創作與接受層面等多個層面影響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使之成為新世紀兒童文學可以依憑的文化力量”。

而在此背景下,對于包括童年文化、消費文化、媒介文化在內的新世紀文化網絡的綜合考察和深入解讀,就成為理解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童年精神走向的重要理論依托和方法通道,其現實展開和未來“想象”不僅有助于分析、揭示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的文化動因和文化走向,而且也是理解和思考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現狀與走向的基本前提。而在研究方法上,論著體現宏觀與微觀相融通、外部和內部相結合的研究范式。著者對新世紀兒童文學文化語境、美學軌跡和批評理論的研究,首先通過宏觀視角展開。它以文類描述、現象概括方式呈現了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進程的整體樣貌。而對于宏觀研究無法涉足的領域,著者則借助文本細讀和審美藝術分析來探幽燭微、“發隱摘伏”。這樣一來,宏觀研究關切現象的總體性,微觀批評聚焦細節的復雜性,由此,個案細讀求證宏觀發現、內部探析充實外部判斷的兩種研究思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比如,基于“兒童文化是兒童文學研究無法回避的文化線索和理論背景”這一語境論斷,在論及成人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時,論者通過對《尋找魚王》(張煒)、《奧當女孩》(虹影)、《漁童》(趙麗宏)三部作品的藝術分析,指出“寄寓在這些傳奇中的關于人與自然、關于時間、關于歷史以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則彰顯了兒童小說的文化深度”。足見,當此時,語境意義上的“文化”已經不僅僅是思維背景,更是理論基礎和方法展開。論著中,類似文化維度的考量與觀照統攝并貫穿著整個“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思維體系。

敏銳的問題意識。文學研究中,凡理論建樹大都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或“向疑而生,問題導向”的結果。《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以當下中國兒童文學藝術發展中的諸多問題為導向,通過全面的問題呈現,體現了“藝術發展論”的現實感、前瞻性和建構性。語言問題、故事性問題、長篇結構問題、“系列化”寫作與出版問題、文學觀念問題、藝術性問題、技術性問題、新世紀兒童文學的文化問題、童年美學問題、中國兒童文學的“本土化”問題、中國兒童文學如何“走出去”與“國際化進程”問題、中國式童年“藝術書寫”問題、“新寫實”問題,以及新世紀兒童文學的歷史邏輯與未來走向問題、原創兒童文學的本土出路與世界命運問題,等等。上述種種問題在清晰勾勒出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姹紫嫣紅”盛世景觀背后蒼涼側影的同時,也以其系統而精當的審美分析與理論判斷彰顯著著者深刻的藝術洞察力和清醒的批評良知。不僅如此,論者還借助對“藝術本體”和“文化動因”的闡釋與想象,為原創兒童文學在新世紀的藝術發展提供了思維啟迪,勾畫出審美愿景。

譬如,“中國兒童文學的國際化進程”中,著者指出,盡管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世界兒童文學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接納與認可,但就兒童文學“藝術本體”與“走向經典的國際化”而言,中國兒童文學還需在“自我超越的美學面貌中持續建構”。因為“一種文學的對外傳播及其國際影響的確立,從來不僅僅是翻譯和交流的事情”,相比起這些“技術性”問題,兒童文學“藝術本體”層面的探討可能更有意義。而這一點,恰恰正是中國原創兒童文學與國外優秀兒童文學的差距所在,即以“思想的缺席”和“美學的乏力”為要旨的“文化的差距”。

上述問題的提出,不止是引發兒童文學研究者和從業人員對當下原創兒童文學“繁榮”景觀的警醒和憂思,也將引領更多關注、關切童年的人們積極參與到中國兒童文學文化環境塑造、童年詩學建構以及理論批評發展的進程中來。

精當的批評尺度。法國文藝批評家阿爾貝·蒂博代在對批評形態的界定和分析中,曾將文學批評劃分為“自發的批評”、“職業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三類。相比起“自發批評”“隨感而發”的主觀、零散,以及“職業批評”以“評判、分檔、解釋”為己任的機械與遲疑,“大師批評”體現了批評的熱忱和良知,以及對“藝術創造力的深刻同情”。它既是“尋美的批評”,也是“求疵的批評”。當此際,文學批評不止是追根溯源、條分縷析、蓋棺定論、雄辯滔滔,更是生機勃勃、明銳前瞻、洞幽燭微、真見迭出。這樣的文學批評既昭示審美趣味,也體現價值判斷;既建構文學觀念,也引領文學創造。它充分展示了文學批評的真誠、真實、真品、真義。它以文本解讀的方式深入到文學現象的深層、文本形象的內部、文學語言的肌理,并經由一系列審美比照、藝術分析和價值判斷,揭示出文學作品不同審美結構文化表達上的得失和美學層面上的優劣,最終導向文學面向未來的審美愿景與藝術想象。《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在文學批評層面,正體現了上述特性。

作為完整的“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論著的“藝術軌跡”部分無疑是全書的核心。在針對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軌跡的細致梳理中,無論對商業化時代“童年形塑的話語變遷”所內含的兒童文學藝術革新氣象的肯定,還是對于校園兒童小說童年美學的思考,甚或對童話語體創新及倫理限度的審美考量,論著都顯示了許多獨到的藝術發現與思維洞見。比如,在對當代兒童文學中典型的都市和鄉土兒童形象的對比分析之后,論者指出:“富于商業文化氣息的童年形象”市場暢銷的根源在于兒童生存狀況現實變化和兒童自我形象想象期待的雙重迎合,“這是對于傳統兒童文學童年美學的一次積極和意義重大的解放”。與新世紀初兒童文學批評界對楊紅櫻童書文學質量的自發質疑不同,論者站位于商業文化立場,在指出楊紅櫻童書創作與商業文化深層關聯基礎上,既肯定“淘氣包馬小跳”系列之于兒童文學童年美學當代拓展的顯著意義,同時也指出其價值取向層面的“庸俗性”與朝向童年“文化獻媚”的媚俗傾向……類似的審美發現和批評洞見還閃爍在論者對《青銅葵花》(曹文軒)、《格子的時光書》(陸梅)、《腰門》(彭學軍)、《你是我的寶貝》(黃蓓佳)、《有風掠過》(張品成)、《少年的榮耀》(李東華)、《地下室里的貓》(玉清)、“弄泥系列”(王勇英)等多部兒童小說的文本細讀和審美分析中。這些作品分析既體示批評良知,又富含批評真義,已然成為論著中最引人矚目的亮色所在。

由此,論著彰顯出“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框架下四個層面的理論貢獻。首先,以世界兒童文學為坐標,探究并確立了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在世界兒童文學“文化場”中的身份感和價值定位。論著將中國兒童文學置于世界兒童文學的藝術流程和整體框架下考察探究、比照論述,顯示了宏闊的研究視野、清醒的文學自省、高度的理論自信。在著者看來,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的藝術比較不僅關涉到中國兒童文學在世界兒童文學“文化場”中自我身份感、存在感的確認,更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經典的國際化”的一種文化考量。其次,從跨學科的文化視角,揭示了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諸多癥結所在,并以“想象”的方式勾畫未來愿景、構建審美路徑。論著不僅提供了新世紀兒童文學面向未來的“中國想象”,更探討了新機遇、新挑戰背景下,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融入并借力世界經典兒童文學的“中國路徑”與“中國方案”。此外,通過強化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文化視角”,為兒童文學藝術創新引路,為兒童文學批評建設助力。論著融“童年文化研究”與“兒童文學研究”為一爐,從文學根脈和互動影響層面賦予兒童文學現象研究和作品分析以審美廣度和思維深度,標示了一種銳敏而純粹的兒童文學批評范式。論著中,凡論及作家、作品,論者多結合其背后地域文化、童年文化、消費文化、媒介文化等復合性社會文化之影響展開。曹文軒“油麻地童年書寫”之于蘇北水鄉文化,彭學軍少女成長小說之于湘西鳳凰文化,王勇英“弄泥系列”鄉土小說之于廣西“大車”客家文化……以及當代商業文化之于“淘氣包馬小跳”系列、童年時間意識之于《格子的時光書》、戰爭童年文化之于《少年的榮耀》,等等。以上論述中,文化的指向性與童年的意向性既是論者文學批評的理論前提,又是文本聚焦的切入點。而在這樣的品析中,困擾并彌散于當代兒童文學中的諸多問題逐一浮出了水面。最后,歷時性研究和即時性研究相融通,凸顯了“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的整體性和縱深感,為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學術研究增添了優秀范例。論著在俯瞰并爬梳新時期以來中國兒童文學藝術流程時,不論“面”上的波瀾,還是“點”上的氣韻,都顯出由內而外的統合感、辯證性,論述言微旨宏、環環相扣。比如,在論及劉海棲《扁鎮的秘密》系列童話時,著者既從“童話創新”的層面肯定觀念“平臺”和“文化場”之于童話創新的意義,也毫不回避其“后現代狂歡”背后因文化語境錯位而招致的意義困境。

綜上所述,方衛平、趙霞所著《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將新時期兒童文學藝術回溯、新世紀兒童文學現實探析與兒童文學未來“想象”熔于一爐,既是高屋建瓴的童年文化思潮概覽,也是探察幽微的兒童文學現象透視,還是洞見迭出的作家作品評析。其所透視出的文化思考和美學建構不僅預示了中國童年文化立足當下的“中國想象”,更昭示了兒童文學面向未來的“中國路徑”和“中國方案”。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無論對于轉型期的當代童年生活、童年文化,還是之于新世紀“熱浪滾滾”的原創兒童文學,都具有建設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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