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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善:瑣憶1980年代與黃裳先生的交往

來源:澎湃新聞 | 陳子善  2019年06月17日07:20

今年6月15日是黃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濟南凌濟兄是“黃迷”,不是一般的“黃迷”,而是十分入迷、近乎癡迷的資深“黃迷”。他起意編一部《榆下夕拾》作為紀念,并為黃裳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史料。因我與黃先生有交往,他要我寫些話。當然,這是義不容辭的。

我拜訪黃先生,向黃先生請教,始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但是,我那時自以為記憶力強,不記日記,以至到了年過七十的今天,許多交往細節早已不復記憶。值得慶幸的是,三年前,陸灝兄摘示黃先生1980年代日記中關于我的若干記載,正好可以據此追憶當年面聆黃先生教誨的一些情景。以下就照錄黃先生相關日記,并略作回顧和考釋。

1982年

11月22日:“得陳子善信(郁達夫集編者),復之。”

11月24日:“下午陳子善來訪,談有關郁達夫事。渠為文集編者之一,以《郁達夫憶魯迅》小冊相贈,談至五時始去。”

這應該是我首次打擾黃先生。先寫信求見,黃先生當天就作復,我第二天收到,第三天就登門拜訪。那時平郵信件真快,如在今天,就非快遞不可了。首次求見,話題就圍繞郁達夫。郁達夫是黃先生很感興趣的文壇前輩,他晚年還寫過關于郁達夫《懺余集》的長篇“擬書話”,對達夫的名文《釣臺的春晝》《遲桂花》等都有精到的品評。因此,那天下午在黃宅“談到五時始去”,黃先生一定也是談興甚濃。

《郁達夫憶魯迅》是我與王自立先生合作編注的一本小書,收入達夫所寫的關于魯迅的長文短制,胡愈之先生題簽,1982年1月花城出版社初版。

1983年

5月15日:“發陳子善信,約期來取郁達夫題《湘弦別譜》拍照。”

5月18日:“上午陳子善來,談半小時去。以郁達夫題《湘弦別譜》一冊借之拍照。他談到了一些問題,朱自清、徐志摩等日記都被刪節后重印,結果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刪落了。主要的正是對時人的評論,這是可以寫一文的。”

7月5日:“陳子善來訪,還來書二本;又贈達夫資料二本,復信謝之。”

這三段日記都與我向黃先生借《湘弦別譜》一事有關。應該是首次拜見黃先生時,他主動提及藏有郁達夫舊藏《湘弦別譜》,我才半年之后斗膽去信索借。線裝《湘弦別譜》一冊,清朱綬自刻詞集,黃先生認為是“罕傳佳本”,又系“風雨茅廬中出者,更可珍重”。我不研究詞學,但那時我與王自立先生合編的《郁達夫文集》還在陸續出版中,急需有意思的書影作為插圖。《文集》前幾卷中,責編疏忽,竟選用了一種盜版本書影,鬧了笑話,后來《文集》重印精裝本時才抽換。《湘弦別譜》既是達夫舊藏,封面又有他親筆題簽,無疑可作別具一格的書影之用,所以才貿然開口,沒想到黃先生一口應允。黃先生藏書多,好不容易檢出后通知我去取。我拍好照歸還時,黃先生不在家,是師母接待的。奉呈的“達夫資料二本”,極可能是《郁達夫研究資料》上下冊(與王自立先生合編,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1982年12月)。黃先生還特別復信致謝,老一輩講究禮數,由此可見一斑。可惜《湘弦別譜》書影《郁達夫文集》未能用上,后來用在1995年3月三聯書店出版的《賣文買書——郁達夫和書》中,總算沒有辜負黃先生的一番美意。

關于“朱自清、徐志摩等日記都被刪節后重印”事,應是我告訴黃先生,朱自清日記整理發表過程中出現了問題。1963年1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版《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三輯刊出王瑤先生“選錄”的《朱自清日記選錄》;1981年《新文學史料》總第十期起又連載陳竹隱先生整理的《朱自清日記》。雖然陳先生已在她的《前言》中說“我把日記中純粹屬于個人生活記載的若干文字刪掉了”,雖然兩位都是“選錄”,所選有所不同本在情理之中,但當我把王選本與陳選本加以對照,發現1933年1月28日全天和1月29日一大段總共將近一千二百余字日記陳選本未錄時,我仍感到驚訝。我向黃先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黃先生認為“這是可以寫為一文的”。后來,1998年3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初版《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刊登的朱自清日記中,這一千二百余字仍未恢復。

1985年

9月11日:“得陳子善信,復之,贈《珠還記幸》一冊。他說最近在北京三聯服務部欲買此書,已售缺了。不料此書銷路如此,過去曾為書價太高而擔心,可見自有讀書,不計較此種事也。”

黃先生著《珠還記幸》1985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厚達五百二十四頁,價三元兩角,在當時算較貴的書,所以黃先生對此書銷路有點擔心。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書大受歡迎。我在北京未能買到,只能厚著臉皮向他討書。為寫此文,檢出他三十四年前送我的這本《珠還記幸》,前環襯有他的鋼筆題簽:

贈子善同志 黃裳 一九八五,九月。

《珠還記幸》前環襯題簽

更出我意外的是,書中扉頁之后還夾有一通黃先生9月11日當天復我的短信,多年來我無數次查閱此書,竟一直沒注意到!現把此信一并照錄如下:

子善同志:

信悉。

小書一冊寄上請 哂存。此書竟在京售缺,亦出意料。

你說國內有些學術刊物發表評說我的散文的文章,我因孤陋,未見,有暇盼以目錄見示,感甚。

匆祝

    刻安

黃裳 九月十一日

當時什么刊物發表了誰寫的評論黃裳先生散文的文章,已無法記起,但黃先生的囑托,想必是辦理了。

1986年

4月4日:“得陳子善信,告臺灣《聯合文學》(86/2)二卷四期轉載我的散文六篇,題為‘書卷墨痕——黃裳散文六篇’……”

4月13日:“寄陳凡、陳子善、俞平伯信。”

4月29日:“下午陳子善來談,贈《聯合文學》(16期)一冊,有選我的散文六篇。贈以《河里子集》一冊。談至五時許去。”

這三段日記都與黃先生散文在臺灣轉載一事有關。臺灣大型文學月刊《聯合文學》創刊于1984年11月,詩人痖弦主編,編輯委員為梁實秋、夏志清、陳映真、余英時、白先勇、王文興、李歐梵等,陣容強大,至今仍是臺灣屈指可數的文學雜志。《聯合文學》創刊號就刊出“作家專卷”,較為全面地推介作家兼畫家的木心,后又辟有不定期的“大陸文壇”專欄,在轉載黃先生散文之前,轉載過作家魏金枝、陳白塵、仇學寶、張弦、李存葆、賈平凹和學者馮友蘭等的作品。1986年2月《聯合文學》第十六期“大陸文壇”欄刊登了以“書卷墨痕——黃裳散文六篇”為總題的黃先生六篇新時期創作的散文,即《珠還記幸》《我的端硯》《如夢記》《誠則靈》《“雅賊”》《“危險的行業”》。難得的是,專輯之前,還有一則以“編輯室”名義加的按語,不長,照錄如下:

老作家黃裳在散文創作之外,也是知名的版本學家和藏書家。因為特別喜歡“舊”,到了“破四舊”的“文革”爆發時,自是在劫難逃,抄家后發放“干校”“勞改”。近年復出后,執筆為文,免不了涉及“文革”,但鮮有直筆,多寄托于舊時文物、故人翰墨的懷念。筆觸含蓄內斂,每在平淡中另有所諷。另有一些短文,對“文革”的愚民政策,晚近的文物失落,都在可能的尺度里,委婉地抗議。本期所刊諸文,選自黃裳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

《聯合文學》“書卷墨痕——黃裳散文六篇”

從文筆的老到推測,這則按語很可能出自痖弦先生本人手筆。這是黃裳先生的作品首次進入臺灣,黃先生想必是高興的。“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為《珠還集》,1985年5月香港三聯書店初版,六篇散文均收在此書之中。此書我記不起得之何處,但2004年秋拜訪黃先生時,請他在此書上補題:

此香港印本,與內地不同,亦版本異同之一事。

子善兄藏

黃裳 甲申秋盛暑

4月29日黃先生日記中所記的贈我的《河里子集》系散文和雜文合集,1986年1月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初版,為黃先生晚年所出集子中開本最小的一種。那天下午又“談至五時許去”,可見黃先生又一次談興甚濃。

1986年

7月22日:“寄俞平伯、鐘叔河、陳子善信,為編知堂集外文事。”

8月7日:“下午陳子善來,長談,商編印知堂集外文事。又知海外文壇諸事。孔羅蓀劉白羽等在巴黎與海外學人爭論梁實秋評價事。又說柯靈近撰一文論梁實秋,將在港報發表云。”

從這兩段日記可知,至少在1986年7月之前,已有編輯知堂集外文之議。此事是鐘叔河先生提議的。鐘先生囑我參與,更希望得到俞平伯先生和黃先生的指點和幫助。一定是鐘先生或我先向黃先生提出,所以才有黃先生7月22日給我們三人的信。而到了8月7日,我又造訪黃先生,與他進一步討論此事。

在此期間,我向鐘先生推薦并作了增補的《知堂雜詩抄》書稿也已編竣,這可由我寫的《知堂雜詩抄·外編后記》落款“一九八六年夏于上海”為證,時間上完全吻合。記得黃先生知道此事,很高興。一次拜訪他時,他從書架上抽出一冊知堂著《過去的生命》1933年11月北新書局三版本給我,說:你弄的《知堂雜詩抄》是舊詩,老人還寫過新詩,我有好幾本,這本就送你。這冊《過去的生命》前環襯上有黃先生的鋼筆題字:“鼎昌 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十年浩劫中被抄沒,封面、前環襯和扉頁上鈐了三方“文匯報藏書”鋼印,改革開放后才發還。

8月7日日記中所記的另一事,指1986年春法國漢學家于儒伯在巴黎主辦中國抗戰文學研討會,與會的孔羅蓀、劉白羽等內地作家與香港學者梁錫華就抗戰初期梁實秋提出的所謂“與抗戰無關論”如何評價發生爭論,在港臺和海外文壇引起較大反響。孔羅蓀先生是文藝評論家,當年就是批判梁實秋的主將之一,后長期擔任上海作協書記。1976年2月以后,我作為后輩曾與他在上海師大中文系共事過一個短時期,多次一同擠公交,聊天。“四人幫”倒臺后,他調回上海作協,1978年4月調往北京文藝報社。但我那時孤陋寡聞,還不知道歷史上曾有過這場爭論,也就失去了就此事向他請教的機會。黃先生應該認識孔先生,所以,我當時把巴黎研討會的消息報告黃先生。而柯靈先生“近撰一文”則指他1986年7月11日完成的長文《回首燈火闌珊處——〈中國現代文學序跋叢書——散文卷〉引言》,文中對如何“撇開政治、歷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梁實秋關于抗戰文學的那段有名的話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6年

9月15日:“去四馬路舊書店看書,……遇陳子善君。他買到我一冊《新北京》,為簽名于冊首。又得轉來鐘叔河一信,商編知堂集外文事,堅請撰序。”

這次在福州路上海舊書店見到黃先生,真是巧遇。更巧的是,我剛買到他的散文集《新北京》,1951年1月上海出版公司再版本,列為“散文新輯”之一,售價四角。此冊是圖書館的剔舊書,書品一般,但機不可失,當場請黃先生簽名,他在前環襯大筆一揮:“為子善同志題 黃裳 一九八六,九,十五。”記憶中黃先生那天沒有買書,他是大藏家,雖然興致不減當年,獨自逛舊書店,但今非昔比,一般的新舊書刊自然不入他的法眼。

當天日記中還記下一件重要的事,即我轉呈黃先生一通鐘先生的信,鐘先生“堅請”黃先生為正在編輯的《知堂集外文》作序。

9月21日:“得陳子善信,囑轉函俞平老提供知堂為其詩所作跋文。發俞平伯、陳子善信。”

9月27日:“得俞平老信,告五十自嘆稿及知堂跋已佚。”

我不知從哪里得知俞平伯先生藏有知堂為他的“五十自嘆稿”所作跋文,于是央請黃先生代為設法,黃先生即致函俞老詢問。雖然結果令人失望(《俞平伯全集》也只收錄了他的《六十自嗟》八首),黃先生對我有求必應,至今令我感銘。

10月21日:“得陳子善信,附來鐘叔河請問知堂詩鈔疑誤諸字,盡所知復之。”

10月22日:“得陳子善信,即復之。”

此兩段日記應都與《知堂雜詩抄》書稿有關。鐘叔河先生收到我寄去的《知堂雜詩抄》書稿,審稿時發現“疑誤諸字”,囑我轉信向黃先生請教,黃先生“盡所知”作了答復。《知堂雜詩抄》1987年1月由岳麓書社初版。

1987年

1月14日:“得陳子善信,欲照周作人書跡,系鐘叔河信中所要求者。”

1月20日:“寄陳子善信。”

3月1日:“下午陳子善來,坐談良久。見鐘叔河信。他送來知堂集外文編49年以后剪貼稿約50萬字,將盡力讀畢之。”

3月2日:“整日讀知堂小文,并作札記,校改錯字。文章實在寫得不壞,是上等的小品也。”

3月8日:“整日讀知堂文,大致完工,計共用七天。”

這五段日記,繼續圍繞《知堂集外文》而展開。我把1949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一種書稿(即《〈亦報〉隨筆》)送請黃先生審閱,黃先生用了一周時間讀完書稿,認為是“上等的小品”。他還做了札記,因向鐘先生推辭不獲,開始為寫序做準備。遺憾的是,黃先生最后仍未能命筆成文。拙編《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1988年1月由岳麓書社初版,書前只有鐘叔河先生一篇序。同年8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由岳麓書社初版,書前仍只有鐘先生一篇序。

3月10日:“傍晚陳子善來,攜來知堂文數篇。以《過去的足跡》一冊贈之,并請代復印兩篇雜文。”

《過去的足跡》是黃先生的散文自選集,1984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送我的這本前環襯題字:“贈子善兄 黃裳 一九八七,三月”,黃先生為何時隔三年才送我此書?原來這是一冊毛邊本,印數一定甚少,黃先生大概剛剛檢出。這是黃先生送我的第一本毛邊本,也是我所獲贈的現代作家的第一本毛邊本。

3月26日:“下午陳子善來,送來周作人《魯迅在東京》稿一冊,又佚文數篇,其中游云岡記及屬名‘十三’兩文皆非周氏所著也。”

6月10日:“陳子善來訪,帶來張鐵榮贈《周作人研究資料》二冊。”

在3月26日之前,我一定還拜訪過黃先生,因為他在聊天時談起藏有知堂《魯迅在東京》手稿,我即向他借閱。3月26日這天是去歸還。知堂這部手稿共三十五篇,最初連載于1951年5月9日至6月12日上海《亦報》(署名十山)。后編入1953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魯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壽)。據上海出版公司負責人劉哲民先生回憶,1950年代初,“周作人為上海出版公司寫了三本書,預先談好,出版后都要退還原稿的”(劉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點滴》,《閑話周作人》,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1996年7月),但事實上并未辦到。這三部書中,《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一書手稿由康嗣群和師陀先生平分,而譯著《希臘女詩人薩波》手稿也歸了師陀先生,后由夏志清先生收藏。那么,黃先生所藏《魯迅的故家·魯迅在東京》手稿應也得之于劉哲民先生,記憶中這部手稿線裝一冊,保存完好,令人驚艷。黃先生后來把這部手稿付拍,現在不知歸何人所有了。

張菊香、張鐵榮先生合編《周作人研究資料》(上下)1986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之一。我1987年4月收到編者贈書,編者送給黃先生的這套應是同時寄我的。

1988年

3月24日:“傍晚陳子善來,暢談知堂書編輯近況,又說編梁實秋、臺靜農集種種。”

這一年3月,1949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二種《四九年以后》已經發稿,同年8月岳麓書社初版。所以3月24日訪黃先生時,“暢談知堂書編輯近況”。而在編輯《知堂集外文》工作暫告一段落之后,我又起意編注《梁實秋文學回憶錄》和編選《臺靜農散文集(1947-1989)》,黃先生聽我介紹后,都給予了點撥和鼓勵。后來還專門寫了《臺靜農散文》一文推介,認為臺靜農晚年散文“文字是淡淡的,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披著華麗的外衣,可是像一把吸飽了水的毛巾似的,隨手披拂都是濃郁的感情的流溢。這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境界”。

黃裳先生日記摘錄到1988年3月告一段落,我的回憶也到此為止。當然,到了1990年代,到了新世紀,我還多次拜訪黃先生請益。但從黃先生1980年代的這些日記,或已能清晰地顯示他老人家對我的關愛和幫助。我那時的郁達夫研究、周作人研究、臺靜農研究等學術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這不但可以他十年以后為拙著《生命的記憶》所寫的序為證,也可以1980年代這些三言兩語的日記為證。而從這些片段日記中,至少還有兩點值得一說:

一、黃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沉默的墻”相擬,訪客往往與他“相對枯坐,‘恰如一段呆木頭’”(黃裳:《跋永玉書一通》)。但以我與黃先生上述交往的親身經歷,或可證明至少在1980年代,只要話題投契,他也會打開話匣子,也會興致勃勃地聊天,甚至談到高興處,也會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

二、從黃裳先生這些日記,又可從一個小小的側面看到像他這樣的前輩作家在1980年代的所思所想及所感興趣者。近年來許多文壇朋友懷念1980年代,有一個重要方面也許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在我個人記憶里,像黃先生這樣的前輩作家在1980年代也經歷了一個思想不斷解放、創作重煥青春的過程。由于他們的存在,由于他們仍未放下手中的筆,1980年代才顯得更加難得,更加豐富多彩。因此,回顧1980年代,評價1980年代的文學,如果忽略或低估黃先生等一大批前輩作家的努力和貢獻,那是極不完整的,也是難以想象的。

2019年“五四”百年紀念后第三天于海上梅川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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