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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繼樹長篇小說《靈渠》:展現時代觀照高度 和文化思考深度

來源:文藝報 | 陳建功  2019年06月17日08:40

早些年讀到黃繼樹寫的《桂系演義》,印象深刻。該書以新老桂系為線索,把風云際會的近代中國寫活了,難怪至今暢銷不衰,成為人們認識近代廣西、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讀本。由《桂系演義》開始,我就得出一個印象:黃繼樹是一個嚴謹于史料,卻又努力使自己超邁于史料的作家。這次讀《靈渠》,又喚醒了我這種感覺,更引發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欣喜。我的欣喜,并不是因為書中的主角史祿最后到了合浦,消失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浩瀚之中——我知道那是出自小說家的設計,何況這又是托言光緒年間的蔣海龍給史祿一個“偉大的使命”。我倒對這過于精心的“設計”不太滿意。我之所以欣賞《靈渠》,是因為黃繼樹站在文化的高度,借用靈渠的題材,生動書寫了“大中華就是大融合”的命題。

借用劉知幾等人的說法,做史學是需要“史才”、“史學”、“史識”、“史德”的。我認為,對于進行歷史題材創作的小說家來說,所需要的“史才”、“史學”,和史學家的有所不同。就拿“史才”來說,錢穆先生指其為“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而對于小說家來說,還要加上“貴能展現,貴能傳神”。也就是說,小說家需要用藝術形象重新鑄造一個世界,如羅貫中之于《三國演義》、施耐庵之于《水滸傳》,甚至俞萬春之于《蕩寇志》。然而在對歷史的傳神展現中,作者是站在怎樣的高度和深度去觀照和認知歷史的呢?在這一點上,小說家和歷史學者是同樣的,他們都需要有“識”之高下之分。

靈渠作為我國古代的一項偉大工程,簡單地說,它始于秦始皇的南征,目的是保證交通和后勤。因此,初聞黃繼樹寫了一本《靈渠》,我難免有些擔心。這擔心源于近年作品中謳歌古代帝王的盛世或偉業者頗多,我擔心《靈渠》也加入這一合唱。現在想來,算是杞人之憂了。我認為,對正面書寫“帝王將相”的作品不可持有偏見,更不應簡單否定,但作為一個作家,怎樣為讀者提供新的歷史視角,是才華,也是見識。我讀《靈渠》,讀到一半,就感受到了貫穿于中的那種強烈的文化自覺。歷史就是這樣,它原本要推開這一扇門,卻意外地推開了另外的一扇。在黃繼樹筆下,“靈渠”成為2000多年以來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征伐是有的,攻城略地也是事實,但正如黃繼樹借書中的蔣海龍所言,千百年來,靈渠衰而修、枯而榮,一代一代的篳路藍縷,推動著中華大融合。聯通這條融合之路的,當然不只是靈渠,但黃繼樹沖破了當下某些歷史小說的平庸和淺顯,在書中融入了當代人的文化思索,凸顯了這一工程的巨大文化價值。我認為,這是這部作品最值得稱道的地方。

正如黃繼樹在本書附錄《靈渠三問》里所說的,有關靈渠的歷史記載實在有限。這有限的記述與作家意欲展現的宏大的文化命題之間形成巨大反差。或者說,正因為作家把作品的題旨確立為“由靈渠所帶來的中華大文化的融合進程”,這就“倒逼”作者不能不具有更厚重的文化積累。我高興地看到,黃繼樹為創作做了充足準備,展現了豐厚的學養。《靈渠》一書中,有百越文化的林林總總,如自然地理、氏族支脈、風土民俗等等,也有中原文化的精彩紛呈,可謂目不暇接。比如相離子授徒,對史祿和皋通點化。相離子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縱橫捭闔,洋洋灑灑,可謂“文化自信”。難得的是他還熔鑄百家,旁征博引,說古道今,觀世論人,足顯各種文化的魅力。讀這一段時我不由得想,黃繼樹若不熟讀先秦諸子的各種典籍,若不踏勘萬里、故地親歷一番,諒也不敢下筆,更不可能寫得這么豐沛。

《靈渠》一書以史祿和皋通的命運為線索,展開了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融合的歷史進程,為展現這一進程而設計的人物和情節也是成功的,是對小說題旨的有力呈現。作品中頗多可圈可點之處,比如寫相離子受命于鬼谷子,夢見越人老者,得老象贈鑰匙的一段,就寫得如夢如幻、可嘆可泣。同時,這部小說不僅呈現了黃繼樹對傳統小說敘事的繼承(如風俗畫一般的展示、對人物情感線索的梳理等),還表現出對通俗小說乃至網絡小說的借鑒(如仙俠玄幻的情節,羽神救朱眉,修煉出道,由巫師而魔師而國師)。

當然,在肯定《靈渠》擁有時代觀照高度、文化思考深度的同時,我認為就作品本身而言,仍有可改進之處。比如,相離子這個人物,他那“先知先覺”的角色,固然是作者的有意設計,也完全可以成為作家心聲的傳遞,但我認為,應該把作品中某些直白的議論,隱藏到藝術形象的深處。這就是馬克思所說,應該更加“莎士比亞化”,避免“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傳聲筒”。我們需要“時代精神”,也必須有“時代精神”,但文藝就是文藝,小說就是小說。文藝要靠藝術形象的塑造、性格邏輯的推進來展示“時代精神”。因此,直白的議論,甚至借古人之口直接喊出當下的“時代呼聲”,反倒是藝術形象的損失。這種當代語匯乃至修辭方式一經出現,就會造成我們的“違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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